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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報》:為什麼日本企業不能也不願退出中國?

參考消息網2月25日報道 在拜登政府開始執政後,關於其未來貿易政策及涉華政策的討論一直是媒體關注重點。香港《亞洲時報》網站近期刊發題為《為什麼日本企業不能也不願退出中國》的文章,從日本這一第三方視角切入,分析美在供應鏈、產業鏈領域“排除中國”的企圖為何難以成功。文章摘編如下:

隨着貿易戰的迷霧消散,中國智勝特朗普政府的事實變得愈發清晰。特朗普曾千方百計使日本脱離中國商貿軌道,這一點尤為突出。

儘管特朗普的“對華脱鈎”措施以美國為中心,但他曾多次勸誘日本加入這場“戰鬥”。2012年至2020年擔任首相的安倍晉三也樂得聽命。

安倍實施了一項雄心勃勃的“企業迴歸本土”計劃。他的任期於2020年9月結束,在其任期的最後半年,他大力推動與新冠疫情有關的供應鏈迴流,並向那些從中國帶回就業崗位的企業提供補貼。

從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2020年9月的一項調查結果來看,這一計劃進行得並不順利。該機構發現,只有7.2%的在華日企打算或考慮將生產線轉移出中國。這比2019年的數字9.2%還要低。

實際數字大概更低。鑑於日中兩國不睦已久,如果企業決策者想減少與中國的關聯度,他們沒有理由不願意承認。因此,認真在東中國海另一邊——日本——尋覓生產地點的製造商數量要少得多。

與中國“脱鈎”不切實際

安倍——還有特朗普——的團隊本該從豐田汽車公司身上看出這種政策毫無用處。崇尚自上而下的日本喜歡有先例可循,而豐田汽車是日企的全球先鋒,最具借鑑意義。

早在2015年,豐田汽車總裁豐田章男就重申,增長點哪裏,公司就到哪裏。這就意味着在中國做生意——當年是這樣,現在依然是這樣。那一年,豐田汽車計劃斥資14億美元開設新廠,中國經濟是主要受益者。

就在2020年5月,田汽車公司還在中國加緊設廠。一個月後,豐田汽車宣佈與五家中國內地公司成立合資企業,開發商用車燃料電池系統。

其合作伙伴當中包括中國一汽和廣汽集團。10月,豐田同意向廣汽供應汽油-電力混合動力系統。這是它首次與國外企業分享這項技術。

日本對中國的依存反映了經濟現實。二十年前,日本的經濟產出是中國的四倍。十年後的201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了日本。現在,中國的經濟規模大約是日本的三倍。看看是誰在購買日本的大部分商品就知道,與中國“脱鈎”根本不切實際。

大和綜合研究所的經濟學家齋藤直人説,儘管“避免過度依賴”中國是日本企業決策者們的一個重要目標,但他們“不考慮”在中國市場從事製造活動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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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留下,學會與中國共處

哈得孫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約翰·李説:“事實上,國際企業似乎早就諳熟各類風險,經濟回報抵消了這些風險。”

約翰·李指出,總的來説,“即使在美中經濟關係最緊張的時期,全球各地的外國直接投資也在持續流向中國”。他説:“這些企業留在中國的原因不難理解。”

而這一切都發生在日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施加巨大壓力的背景下。白宮禁止企業向中國電信巨頭華為出售美國產品。在特朗普政府的敦促下,安倍政府開始向退出中國的日本企業提供至少22億美元的補貼。

2020年8月,安倍稱:“絕對有必要加強日本境內的供應鏈並使海外供應鏈多樣化,以確保更多的供應來源。”安倍認為,供應鏈的變化“需要輔以長遠眼光,不能僅僅是削減成本、增加利潤”。

安倍繼任者菅義偉一直推動讓東南亞成為日企的投資備選地。事實上,從任天堂、京瓷到理光、夏普,眾多知名日企都將部分生產線轉移到了越南和泰國。

然而,沒有哪個其他備選地能匹敵中國的規模。鑑於中國成功遏制了新冠疫情並在2020年實現2.3%的正增長,以及預計今年會增長8%,日本企業似乎不會有打道回府的動力。日企決策者們似乎領悟了特朗普和安倍都沒有領悟的道理:要學會與中國共處,而不是成為美中緊張關係的象徵。

追隨全球需求而非隨政治起舞

如今的情況既反映了中國的崛起,也反映了日本錯失機會。

在日本人口不斷萎縮和老齡化、高税收、土地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生產率長期走低情況下,如果安倍能夠利用其將近8年的執政時間,成功打造出新的市場模式,那麼豐田這樣的日本企業或許會樂於“迴歸本土”。

由於安倍沒有建樹,跨國企業根本不想在亞洲第二大經濟體進行生產。

2021年,人們赫然發現,貿易戰——或者安倍對特朗普的阿諛奉承——絲毫未能使日本疏遠中國。

2月10日,《日經亞洲評論》雜誌揭示了特朗普和安倍肯定害怕看到的結果,講述松下公司自1987年以來如何始終認準中國。當年,這家已有103年曆史的電子產業巨擘與中國簽署了合資協議。如今,松下在中國市場營收160億美元,佔其總體營收整整四分之一。

時任董事長松下幸之助的這一大膽舉動在今天看來十分英明,因為中國生產全球一半的冰箱和洗衣機,以及85%的空調。不過在此過程中,海爾和美的等中國本土巨頭逐漸佔據國際家電領域的主導地位。

這促使那些看到了商業不祥之兆的日本企業進行調整並向高端市場邁進。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松下加大了在電池領域的投資力度。

儘管松下的強項一直是電器、照明、無線電和電視方面的發明與創新,但事實證明,其真正的本行是尖端充電電池研發。

2014年,當特斯拉汽車公司的埃隆·馬斯克開始在內華達州沙漠建造首個電池“巨型工廠”時,松下在其合作伙伴名單上高居榜首。對鬆下來説,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創新事關追隨全球需求走向。它依靠的是讓“安倍經濟學”和“特朗普經濟學”均望塵莫及的老辦法。

重啓與中國的關係

特朗普和安倍均奉行20世紀80年代那種“滴入式”經濟學。他們都着眼於過去,以壓低貨幣匯率、過度的貨幣寬鬆和税法調整為重點提振經濟。而經濟振興真正需要的是大刀闊斧的結構性升級。

拜登任內中美關係改善的程度尚難預測,一個未知因素是其是否會繼續推行美國對華為等中國大企業的制裁。

考慮到日本企業2020年對華為的銷售額接近120億美元,這件事非同小可。

如果菅義偉勸説美國重返《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而拜登選擇重新加入,這可能會再度干擾中日之間的商貿關係。

但中國的規模使其成為日本必須學會適應的、不容商榷的生產基地。正如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經濟學家斯科特·肯尼迪所述,我們這裏所説的是“日本努力重啓而非結束與中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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